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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登奎对毛泽东複杂的感情:感激敬佩不解不满恐惧

纪登奎对毛泽东複杂的感情:感激敬佩不解不满恐惧

纪登奎

晚年閑话中,纪登奎谈论最多的是毛泽东。可以说,谈论毛泽东,是纪登奎一种情难自已的永恆话题。茶余饭后,或街头散步,他常常自然而然地就把话题转到了毛泽东身上。他讲与毛泽东的交往过程,也谈对毛泽东的认识看法。从这些閑谈中,能够看到他与毛泽东的特殊关係,也能显露他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。从我的领悟来说,纪登奎对于毛泽东,感恩之情是深深植根于灵魂深处的。但是,他对毛泽东的看法是複杂的,有感激敬佩,也有不理解,甚至还有难以言表的不满和恐惧。

1987年初夏,我随纪登奎到贵州调研。刚到贵阳的时候,纪登奎让我找地方志来看。我通过省委接待处找来了《贵州省情》、《贵州风物誌》等资料。他翻开书,看见插图第一页是周恩来视察贵州的照片,随口对我说道:“为什幺没有毛主席?看来,贵州对毛主席的认识早就比较深刻了。”语气中流露着不满和怅然,似乎毛泽东受到了不公正待遇。可见,纪登奎对于毛泽东有很深感情。我对他说:“也许毛泽东就从来没有来过贵州”。当然,这是一种解释,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建国以后毛泽东是否去过贵州。

纪登奎与毛泽东的关係,在当代中国高层政治历史上,堪称传奇一页。纪登奎自己经常自豪地说,从1950年冬天在火车上第一次见面彙报之后,到1969年夏天纪登奎调任中央之前,十几年间几乎毛泽东每次南下路过河南,都要单独约谈他。期间这种见面彙报有十三次之多。毛泽东与纪登奎的这种面谈,并非礼节性接见,而是深谈,一般情况下都谈一两个小时,有时候甚至一次交谈四五个小时。毛泽东曾数次专门把纪登奎叫到北京彙报,或者亲自指定他参加某种会议。

从建国初期到1969进入中央领导层,期间纪登奎的工作多次变动,他先后担任过三个地区的地委书记,担任过一个大型企业的厂长,并于1963年春担任河南省委常委、书记处候补书记。按照纪登奎的说法,其中两次变动,即从地委书记到厂长,从厂长再到地委书记,是毛泽东事前直接给过他打过招呼的,可以说是毛泽东直接介入了他的工作安排,另外两次工作变动,纪登奎并不知道是否有毛泽东的直接影响。如第一次向毛泽东彙报宣传工作经验后,受到毛泽东称讚,随后从地委副书记提拔为地委书记,他不清楚是否是毛泽东对省委领导有交待。

纪登奎进入中央领导层以后,被毛泽东委以重任。当时,因为众多中央领导人被打倒,党中央领导核心已经变形,领导机关不能正常运转,毛泽东成立了统管组织人事和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组织宣传组,深得毛泽东倚重的康生作为组长。纪登奎作为副组长,协助康生分管组织;张春桥作为副组长,协助康生分管宣传。1970年秋天起,康生以身体原因不再分管中央组织部,也不再常规性参加政治局会议,纪登奎正式分管中央组织部。毛泽东还让纪登奎具体负责林彪专案的处理、中共“十大”筹备、四届“人大”筹备等工作;在经济方面,纪登奎作为国务院副总理,被安排长期主管农业,曾分管国务院值班室(即国务院办公厅);军队工作方面,在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,毛泽东安排纪登奎成为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(即中央军委委员)、北京军区第一政委。毛泽东安排没有军队经历的纪登奎担任重要军职,在会议上直接说明,是为了给军队的领导层“掺沙子”。1975年,毛泽东还让纪登奎分管政法工作,担任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。一段时间里,纪登奎负责的工作横跨党政军,可谓位高权重。

纪登奎对于毛泽东感情之深厚,可以让每一个与他相处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。他每每提到毛泽东,从来不直呼其名,总是称为“主席”,偶尔也称为“毛主席”。从我当时的接触来看,一些老干部往往对毛泽东直呼其名,而且也有的称为“老毛”。纪登奎在日常閑谈中,不论说到国家大事,还是生活小事,往往情不自禁地联繫到毛泽东,如毛泽东会怎样说,或者毛泽东会怎幺处理。

纪登奎谈论自己对于毛泽东的感情,有一些经常使用的经典性话语。他常常说的话是:“毛主席那幺伟大,也犯了错误,我怎幺可能不跟着犯错误”;“毛主席犯过的错误,我必定也犯;毛主席没犯的错误,我也可能犯”;“我是毛主席的遗少,已经落在了时代后面”,等等。谈论到林彪事件,他也忘不了为毛泽东辩解:“林彪这个人确实是主席用错了,这是主席的问题,但是,不要忘了,林彪的问题也是主席自己识破并解决的”。

纪登奎经常说,林彪系统、“四人帮”系统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孤立的,他们的所作所为背后都有毛泽东的影子。“毛泽东所以既起用林彪,也起用“四人帮”,是为了利用他们干掉那些他认为有威胁的人”。

即使说到毛泽东地晚年错误,纪登奎在话语间也从并无贬损之意,而是依然用不失恭敬的语气。閑聊中,我们时常说到社会上对于毛泽东的批评。纪登奎在承认毛泽东犯过错误的同时,常常要为毛泽东辩解几句。他说:“当然,我承认毛主席犯了错误,尤其是晚年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,但是,在我看来,毛主席在处理国家主权完整、领土问题上,他一笔账都不欠。在对外关係上,美国也好,苏联也好,毛主席从来不买账,绝不受这些强国的气。毛主席曾经当面奚落基辛格,嘲笑尼克松,而且使他们心服口服”。

但是,纪登奎对于毛泽东的感情是複杂的,或者说,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显然不是一种宗教性质的感情,因为宗教感情不带有任何分析批评或者质疑,是一种比较纯粹的顶礼膜拜。纪登奎谈论毛泽东时,常常直接历陈毛泽东的错误,甚至表露出对于毛泽东的不满或怀疑。他说:“我认为,主席的主要错误,是一个又一个地搞政治运动,特别是发动了‘文化大革命’。他搞的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,伤害了很多人,也耽误了很多正经事。主席文章写得好,话也说得好,但他自己往往出尔反尔,违背了自己的思想。特别是林彪事件以后,更是几乎谁也不相信了。在林彪事件之后,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一日不如一日。最大的缺点是疑心极重,总是疑神疑鬼。他让毛远新当联络员,我们见他也不那幺容易。我见他时,战战兢兢,小心翼翼,说话也很紧张,只怕哪句话错了。在主席晚年,我见他的时候,那种感觉,与五六十年代见他,真是太不一样了。这个时候的党内政治生活太不正常”。

纪登奎经常感慨,从建国初期直到文革开始的十几年间,他作为地方领导人十几次单独向毛泽东彙报,总的感受是,是能讲真话的,有时候这种谈话还相当畅快。但是,进入政治局以后,纪登奎本人也成了中央领导人,反而不敢向毛泽东讲真话了。特别是到了“文革”后期,林彪事件以后,再见毛泽东的时候,就不是能不能讲真话的问题了,甚至基本上连话都不能讲了,只能唯唯诺诺听命。谈到这种情况时,纪登奎感叹:“这是我们党的悲剧,也是毛主席个人的悲剧。”

在閑谈中,纪登奎经常说到林彪本人和林彪事件。他说,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问题,大家都只按照毛泽东定的调子说话,从来没有人说出自己对于林彪事件的看法。在政治局委员之间,包括在直接负责林彪专案的他本人和周恩来之间,会议之外,个人之间从来不议论林彪问题,更不交流个人关于林彪问题的看法。所以,他始终不知道周恩来自己对于林彪事件的个人看法是什幺。如果说,纪登奎在五六十年代作为一个地方干部,还可以彙报真实情况和想法,说明党内下层和高层的关係还基本上是正常的,那幺,在纪登奎被吸纳进政治高层以后,这种关係就发生了严重异化。在党中央领导集团内部,连起码的意见表达都没有,更何谈党内民主。

纪登奎对于毛泽东的感情複杂莫名。一般情况下,他说到毛泽东的时候,常常大讲毛泽东对于他本人的知遇提携之恩,感激与崇敬之情溢于言表。但是,有时候,在说到一些具体事情的时候,对于毛泽东又有质疑和不满。在“整党”会议的“对照检查”中,纪登奎说到,在批林批孔运动和“批邓”运动中,他两度遭到江青等人的严厉指责,是毛泽东出面保了他,江青等人才算罢手,所以,他对于毛泽东非常感恩。但是在后来的閑谈中,他说起这些事情时,又流露出内心的狐疑,认为江青等人指责他,背景不会那幺简单。他觉得,当时有可能的情况是,毛泽东既支持了江青等人对于他的指责,随后又出面保了他过关。纪登奎知道,毛泽东对他已经有一些不满意。江青等人在批周恩来、批邓小平的时候,也捎带上指责纪登奎,有可能也是毛泽东在敲打他,让他注意自己的立场。这些隐秘的东西,似乎永远无法证实。但这种推断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。因为,不论批周恩来也好,还是后来批邓小平也好,根本上都是毛泽东发动和主导的,江青等人主要是执行。既然毛泽东能主导评判周、邓二人,自然,把一些时间里与周邓二人过从比较密切的纪登奎敲打一番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也许,毛泽东既通过江青等人斥责纪登奎,又亲自出面保了纪登奎,大概有自己的用意,就是让纪登奎发挥一种特殊的作用,既作为制衡“四人帮”的力量,也作为制衡邓小平的力量。对纪登奎本人来说,处理得好,两边都得到善待,处理得不好,则两边都交恶。从后来的结局看,显然于他而言是一种不理想的情况。

纪登奎对毛泽东的複杂感情中,还有一种深刻的恐惧。现在看来,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,纪登奎这种内心深处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,二十七八年以前,我在一次散步时听到他说这番话的时候,对当时只有二十几岁的我来说,内心深处是一种巨大震惊。纪登奎说:“有时候,半夜里游泳池(毛泽东住处)来电话,我马上就要往那里赶。这时候的心情是很複杂的,不知道去了还能不能回来。我的夫人在家里,也紧张得睡不着觉,直到我回到家里,才算踏实下来”。纪登奎閑谈中说到这种巨大的不安全感,是最让我难以理解的,或者最让我不可思议。听到这里,我情不自禁地插话:“您想得太多了吧,毛主席那幺信任您,您还有什幺担心的,难道还会突然把您关起来?”他看我一眼,并不回应我,继续说话。对于这种身在高层的不安全感,纪登奎只是一语带过,说话时的状态很像自言自语,从来没有做任何进一步阐发,全然不理会我的疑虑和惊讶,更不给我的疑问以直接回应。

以我现在的理解,纪登奎在毛泽东身边的不安全感或者内心的恐惧,其来源可能产生于两方面因素。一方面是权力结构因素,即当时的高层权力系统,已经演变为在一个人的极权统治,在这种政治情景之下,几乎人人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。这其实已经是高层政治生活的恐怖状态。其次是纪登奎的个人因素,即恐惧产生于纪登奎与毛泽东的特殊个人关係。到“文革”后期,纪登奎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高层斗争,躲过了一个又一个政治漩涡之后,已经意识到他的有些作为已经引起毛泽东不满,开始对来自毛泽东的信任缺乏自信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有理由连自己的人身安全也有所担忧。这种人人自危的状态,使人联想到欧阳修所说古代帝王宫廷,所谓:“安危出其喜怒,祸患伏于帏闼”。已有研究似乎还不能解释,一个以公共福祉为基本使命、以民主自由为制度目标的政党,是怎样形成这种极端个人集权状态的。这种情况说明,在意识形态承诺和体制运行现实之间,差距往往是巨大的,更有甚者,不仅是差距问题,而是南辕北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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